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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推进干部工作民主的思考  

2007-09-25 11:54:30|  分类: 社会--政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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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有关民主的深层次问题日益凸现。有人觉得民主程序比较完善、民主举措大体到位,制度改革空间已经不大;有人认为扩大民主条条框框太多,短期内很难找到新的突破口,深化改革的信心有点不足。对此,笔者谈点个人思考。

民主既是干部工作的政治理想,又是干部制度变迁的重要推手,具有现实渐进性

民主是干部工作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已不成为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如何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如何完善干部工作的民主制度?

有人将干部工作民主过分理想化,对民主制度抱有过度的收益预期或曲解,急不可待,似乎只要“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就能解决干部工作的所有问题。事实上,民主在干部工作中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进程,是一个范畴和概念。只有以法律、制度和规定加以具体化,民主才能落地生根,才能切实保障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民主权利。干部工作民主不是无条件的,扩大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是有条件的,盲目冒进只会酝酿和收获政治的苦果。20075月,湖南娄底市中院终审判处犯有贪污受贿、妨碍司法公正等罪行的原省、市人大代表颜跃明有期徒刑13年。此前颜曾非法串联人大代表,操纵市长、副市长、检察长的选举任命,致使组织推荐人选落选。他多次滥用人大代表权利,大肆谋取私利。颜跃明案让我们对干部工作民主的渐进性多了一份反思样本,对民主“躁进者”更是一剂清醒的良药,不是有了民主制度就自然而然地体现民意,就能实现民主、自由的选择。

笔者认为,干部工作民主就好比是骑自行车,只能在动态平衡中求得发展和进步。只有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用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才能在干部人事制度变迁中实现选贤任能。只有解放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方向,逐步建立一套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相契合,能科学规范、便捷高效运转,保障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担当重任的制度体系,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民主效益,才能使“自行车”更新换代,尽早驶入快车道。

民主既要体现竞争、择优的要求,又要兼顾公平、效率,具有客观规律性

民主的本意是大多数人做主,具体到干部工作而言,就是要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有序、有效地参与干部的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切切实实地落实好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知情才能参与,竞争才能择优。这是民主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也是落实“四权”的重要抓手。

然而,在实践中知情不够、竞争不足仍是比较普遍的突出问题,影响到干部工作民主的质量。比如,有时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票过于分散,有时则选举得票过分集中等等。四川、江苏等地采取“两推一述”、“两评一述”等办法,让得票相对集中的人选进行竞争性演说,有效地减少了民主投票的盲目性。西方总统大选抽象成一点,就是竞选者不断宣传自己,给广大投票人以“海量”信息进行民主竞争。因此,扩大干部工作民主不是难有作为,而是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和余地,尤其是信息公开、扩大竞争、民主监督等方面。比如,如何拓宽候选人与选举人之间合法有效的交流沟通渠道,如何将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结果适时适度地向参与者反馈等等,迫切需要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而目前基层干部工作民主应当能够取得更大突破,因为基层干部信息传播半径小,不容易失真失实。以对称的信息作基础,竞争才会有序而充分,民主的择优作用就能显现出来。比如,按照法律规定试行乡镇长的差额选举,在现有的民主制度框架内用足用好民主政策。有论者以基层群众文化素质不高作为迟延民主的借口是不妥帖的(这种落后的歧视性认识还停滞在1876年前后美国南部各州的水平上。当时黑人参加选举要进行文化测验,测验其读写能力并要求他们解释联邦和州宪法)。更何况所谓文化素质高低是相对的,基层群众文化素质可能一直处于较低位置,但我们决不能因此限制其民主权利。基层干部工作民主的质量不仅仅决定于选民,而主要决定于竞争,有充分而积极的竞争,有差额选择的空间,就会有高质量的选举,就能够实现群众所需要的民主选择。

干部工作民主是有代价的,在努力实现公平的同时,对效率的损害往往不可避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公平与效率这对同体矛盾因此常常此消彼长。比如,古希腊城邦制的直接民主效率非常高,但为数众多的社会草根阶层奴隶却没有权利参与民主。民主的发展史上曾以经济基础作支撑,实行贵族式民主。比如,美国曾规定获得选举投票权必须有一定数量财产和纳税额。与此同时,中国考进士的“南榜北榜”也有配额规定,配额与赋税同比增减。江南教育程度高,赋税缴纳得多配额就多,报考人数多录取的就多,而取得进士身份是入仕的前提条件。

笔者以为,现阶段干部工作民主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平,关键在于如何通过职位公开、竞争公平、选择公正等有效办法,扩大民主,呼应群众的民主期望和要求,落实和维护好“四权”。公平和效率已放在干部工作民主天平的两端,如何进一步增加公平的份量、又不至于过分影响民主的效率,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民主既要充分尊重多数,又要积极保护少数,具有宽容的人本性

民主是一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共识性文化,意味着平等、尊重和宽容。干部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以人为本是内生的本质要求。因而,干部工作民主更要体现肯定多数、保护少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人本性。

比如,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成员自由发表意见,沟通交流,在此基础上,凝聚共识,形成集中一致的意见。意见相左时,以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为原则进行民主决策,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深刻意蕴。尊重多数与保护少数互为条件、同生共济,尊重多数是让占优势的利益共识得以贯彻,保护少数可以有效防止和避免盲从的“羊群效应”。两者在扩大干部工作民主过程中是有机的统一。比如,投票选举的结果要尊重多数人的选择,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但选举过程中应保护个体的民主权益,实行秘密写票投票制度等。南京、常州等地在社区选举、民主推荐中设立了秘密写票间。这看似一小步的举措,实则一大步的进步,推进和实现了民主制度的以人为本。然而,极个别地方仍用计划经济思想对待干部工作民主,在选举中不恰当地片面追求高参与率、高得票率,这是与民主的本意相悖的。

民主的价值具有普世性,这是尊重多数人思想认识的结果,而其实现方式往往是民族性的,必然要体现出少数性。如果一味地依葫芦画瓢,缺乏对本土个性的传承和尊重,往往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比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导致很多拉丁美洲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停滞,腐败、黑社会等现象大量滋生。东欧国家同样也没有能进入自由民主理论大肆鼓吹的美好境地。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利益的日益多元化,不参与或少参与政治的行为逐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多数”与“少数”也在发生着内涵式嬗变。比如,战后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总徘徊在40%上下,克林顿、布什所获得的普选票只有法定选民的22%左右。那么美国民主还是不是多数人的民主,其国家能不能说成是22%的少数人对78%的多数人的暴政呢?(江苏组织部,倪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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