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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干部考评新政  

2008-05-22 13:05:22|  分类: 社会--政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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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半月谈记者奔赴四川、江西、河南等试点地区进行调研发现,干部考评新政的最大实际意义在于,明确了“考核什么”、“怎么考核”;把考核结果有效运用于选人用人,实质上是为广大干部树立起“指挥棒”、“风向标”,自然地朝着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所要求的方向去努力。

综合考评:落实科学发展观,催生正确政绩观——干部考评新政:试点地区新气象(一)

绵阳:综合考评试点积极作用已经显现

20054月至9月,中组部选择内蒙古、浙江和四川三省区的8个地级市和28个县(市、区),开展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试点,四川绵阳市是首批试点地之一。与同期进行的浙江、内蒙古的试点不同的是,绵阳市的试点是全国首家结合换届进行的实战演练。

在绵阳,一年以后再回头看,试点工作对绵阳各项事业发展产生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已经显现。

绵阳市委书记谭力告诉记者,去年的试点及换届工作,是在绵阳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进行的。当时,绵阳正处于发展低谷,经济指标增幅滑落至全省排名倒数一二位,不少干部垂头丧气,精神状态不佳。试点及换届,树立了正确的用人导向,弘扬了正气,激励了广大干部干事创业,全市上下形成了政通人和、团结奋进的良好局面。各级领导班子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了抓绵阳的发展上,集中到了爱岗敬业上,集中到了为民排忧解难上,营造了心齐风正、团结奋进、全心全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的良好氛围。

一年时间过去,绵阳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升到全省前列,财政收入增加了6亿,相当于过去5年的总和;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显著,一大批工业项目落户绵阳;大力开展扶贫攻坚、组建惠民医院、结对帮扶,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执政为民的理念得到体现,社会反响强烈。

“实绩分析”:创新指标体系为干部“画像”

长期以来,干部考核之所以成为难点,主要是因为难以突破实绩评价关口:由于现实情况千差万别,很难用一套考核指标将其囊括。

实绩分析评价指标及记分评价办法是《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考核干部的细化标准,涉及经济增长、财政状况、人民生活、发展代价、城镇就业、社会保障、基础教育、人口增长、环境保护效果、耕地保护状况等等。

要在考核中体现科学发展观,这就涉及三组概念:一是显绩和潜绩;二是客观现实条件和主观努力程度;三是当前增长速度和长期效果。根据“科学化更多地体现在指标设计上”、“现代研究方法必须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理念,在绵阳试点中,考核组创新提出了一套涵盖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可持续发展及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实绩分析”指标体系。

运用这套方法体系,绵阳在对原三台县委书记邱明君进行的实绩分析中,就客观甄别了该县财政收入下降的直接因素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导致,同时,基于丘陵农业大县的客观现实情况,该县领导班子在抓发展中尽责尽力,且成效明显。在对原江油市委书记陈兴春进行实绩分析时,基于该同志担任现职时间不长的实际,就不仅对其在江油市委书记任职期间的实绩进行了分析评价,而且还重点对其担任涪城区区长、区委书记任期的实绩进行了采集和分析。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刘道兴研究员认为,运用科学发展观考察干部,有利于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职责,有利于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和涉及公共利益领域需要履行的职责。

综合评价,在比较中“称”准政绩

综合考核评价,亮点在“综合”,关键在“比较”,就是要通过不同侧面的考察了解,形成对班子或干部的正确评价。

过去每逢考察,一些在条件艰苦、矛盾复杂地区工作的同志,总担心自己吃亏。同时,也有极少数干部热衷做表面文章,搞“注水”政绩。中组部的“综合考评办法”把民意调查、实绩分析、综合评价等考察办法引入其中,减少了选人用人的片面性。

在江西省吉安市的试点中,有一位副县级干部素质和能力较好,而且年度考核连续多年评为优秀。但是在这次换届考察中,其干部民主测评Z线图波动较大。吉安市委组织部经过分析,发现其Z线图的A区基本平稳,说明同级班子对他表示认可,这与考察时个别谈话的情况相吻合;而B区(县里中层干部、乡镇干部的投票)评价偏低,在200多人参加的测评中,不称职票有10多票。组织部门调查认为,由于这名干部分管党群,乡镇换届又刚刚结束,难免有人对他有情绪。县委书记、县长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判断。县区换届后,这名副县级干部留任原职,他对组织部门说:“你们不搞盲目以票取人,而是结合平时考察来评价我,很公正。”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彦武认为,是不是政绩,应该一笔一笔算细账。真正把政绩“称量”准确,才会使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正气得到推崇落实。

“有什么样的尺子,就有什么样的干部”

贵州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少农评价说,建立一套体现科学发展观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评价体系,解决了一个“考什么”的问题,树立了“风向标”,引导干部眼睛向下,明确知道自己该往什么方向去努力。

作为中组部首次运用干部综合考核新办法产生的干部,邱明君体会十分真切:“200556月在绵阳进行综合考核试点,我当时作为有148万人口的四川丘陵农业大县——三台县委书记,通过考核和随后进行的市级领导班子换届,被提拔为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作为一名县委书记,我经常对别人进行考核,而这次作为被考核对象参与其中,感到试点中采取了许多有别于过去传统干部考核的创新方法,直接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的要求。”“我体会,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指标,追求一时一事的所谓政绩,不注重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不注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积极化解社会矛盾,最终问题成堆、矛盾重重、贻误发展,我也当不上这个副市长。”

选贤任能:党内民主在扩大——干部考评新政:试点地区新气象(二)

中央要求,要以这次换届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的亮点之一,就是把扩大党内民主贯穿于换届的提名、考察和选举工作等关键环节,特别是在提名和考察环节,民主程序更趋严密。

把提名权交给群众避免“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

“如果不推行‘两推一陈述’,不是按照这套《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而是按过去那样论资排辈,我入选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区里与我同级别,比我资历老的人有很多。”这是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永兴镇党委书记蒋晟的心里话。

船山区是今年四川省按照《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提前进行换届考察的7个试点县(市、区)之一。在换届考察中,他被推荐为新进区党政班子人选,今年仅34岁。“新的干部考评办法改变了过去‘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问题,现在是‘海推’,多数人说了算,要求群众认可,这样,不需要论资排辈,用人视野更宽了,也更公开、公平、公正,避免了‘领导定名单,下面画圈圈’式的‘暗箱操作’。”

蒋晟说:“这种用人导向的变化,使干部对自己平时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以及做各项工作的轻重缓急的判断都有所改变。由过去干事情的‘对上负责’为主,转变为对上、对下都要负责,对下负责更重要。因为除了‘两推一陈述’,还有民主测评、民意调查,没有群众公认,光有领导赏识,你连提名这一关都过不了。”

四川省委组织部长魏宏说,四川始终注意在综合考核评价试点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落实群众公认的评价标准,强化这一价值取向。在考察对象的确定上,强化民意门槛,明确要求“多数群众不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在考核评价过程中,强化群众认可,通过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及面上谈话等方法,多渠道、多侧面、全方位地了解干部的民意状况;在考核评价结果的形成上,强化群众公认,当不同方法、不同层面对干部形成的评价结果不一致时,以群众公认为准。

四川省社科院政治所副研究员李羚认为,把干部工作的过程“亮”给群众,赢得了社会层面对党委用人标准、用人导向的认同,更赢得了广大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这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深远和长久的作用。

扩大考察环节的民主做到好中选优以实绩选人

汪涌泉是绵阳市涪城区青义镇党委书记,今年3月,他被评为全市10名优秀乡镇党委书记之一。“我原来是落选者,是综合考核评价办法的科学性、严谨性,让我重新当选。”汪涌泉告诉记者。

此话不假。在今年绵阳市优秀乡镇党委书记评选初期,市委规定,每个县(市、区)等额推荐一名。按照21的差额推荐比例,在海推环节,汪涌泉与另外一位同志脱颖而出。随后,涪城区委全委会对两人进行票决,结果是汪涌泉落选。

“当时区委书记找我谈话,给我做思想工作。”汪涌泉说,“说心里话,对落选的结果,我心里原本没什么不服气的。”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情况有了逆转。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丁山说,为了更好地体现《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的综合考评、好中选优的精神,市委决定改变原来的由各县(市、区)等额推荐上报的做法,扩大考察视野,要求每个县(市、区)推荐两名,以便于在全市范围内横向比较,并且不再按县(市、区)来分配名额。就这样,汪涌泉又被作为候选人推荐到绵阳市委。在经过了实地考察、民主测评等程序后,绵阳市委结合《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中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对各候选人进行了综合评价。最后,汪涌泉奇迹般胜出。

丁山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否定了涪城区委全委会的票决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更加客观、公正。原因有二:第一,在海推阶段,汪涌泉的得票较高;第二,也是关键一点,市委在对二人的实绩考察情况进行线型分析时发现,总共13个指标中,汪涌泉有9个指标比另外一位同志高。

扩大考察环节的民主是《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四川省在试点过程中,明确要求坚持差额考察,并根据情况适当扩大差额比例,做到好中选优。此外,适当扩大考察谈话范围,多渠道、多层面听取意见;实行延伸考察,对新提拔的人选,根据情况,到其以前工作过的单位进行考察;充分运用民意调查、实地访察等多种方式,了解干部的民意情况,切实把组织评价与群众评价有机结合起来。

防止“带病上岗”、“带病提拔”,扩大民主是良药

当前干部“带病提拔”问题已成为群众关注的热点、廉政建设的难点。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恰恰是防止“带病上岗”的一剂良药。

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魏宏告诉记者,在防止“带病提拔”上,四川突出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高度重视民主测评中廉政自律指标走低的情况,从中发现问题迹象。二是重视发挥面上谈话圈定重点“知情人”的功能,并与他们深入交谈,挖掘问题线索。对这些个别知情人的意见一定要重视,很可能个别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隐含着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三是注意听取纪检监察机关、审计部门、巡视组等方面的意见,掌握问题信息。四是对性质比较严重、线索比较具体、影响提拔使用的问题,应组织专项考察形成明确结论,不要急于做出任用建议。

在四川综合考核评价试点中,在干部工作民主的途径和方式上有很多创新,这些创新往往体现在细节中。例如,针对过去民主测评因时间紧无法填写具体意见的不足,提前发放民主评议表,民主测评会上收回。仅在四川宜宾市对市级干部进行测评时就收集到4.8万字、1000多条书面意见。再如,考核中注意把各环节形成的结果在适当范围公开,注意反馈考核工作的结果,较好地调动了参与人员的积极性。

在干部工作中扩大党内民主,既激发了基层干部的参与热情,更是对干部工作的一种正确导向。不少采访对象均谈到,在这种考核中,作为一名干部必须时刻警示自己,社会方方面面都在监督你,必须要管好自己和亲属,要管好队伍,管好一班人,不能心存任何侥幸和幻想。因为现在的考核、民意调查、走访座谈面宽量大,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导入“民调”:民意重量在上升——干部考评新政:试点地区新气象(三)

《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最引人注目的创新,是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中引入民意调查机制。过去,干部考核主要在其“工作圈”内进行,采取的是“两民主一谈话”的方式。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传统考核方式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现实需要的地方,比如主要领导左右升迁提拔的“绝对权威”问题、一般干部怕得罪人丢票的“好人主义”问题、考核材料雷同的“千人一面”问题等。引入民意调查方法对考察对象的德才表现进行印证,是着重从“工作圈”外了解被考核对象的群众公认度。这对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将起到强有力的引导作用。

“民调”走进干部考察

“现任镇领导干部家里怎样操办红白喜事?”

“你对本区内群众子女入学和教育收费情况满意吗?”

“近年来你找县(市、区)机关干部办事送过礼吗?”

……

这些话题如果在一般情况下问一问倒是没什么要紧,但如果放在领导干部升迁去留的当口提出来,分量就不一般了。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进入基层党委换届的考察工作中。提问的是组织干部,而回答的是群众代表。

“对习惯了传统考察方式的组工干部而言,组织民意调查的压力不亚于被调查的领导干部。”江苏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袁功民说,民意调查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崭新的,而且又事关干部的政治前途,组织部门几乎调动了所有的资源,请统计部门、环保部门、专家学者一起商量题型,反复推敲问卷。这样下来,干部考察的工作量比以前多了十几倍。

江苏并非是前两批试点省份,但也启动了民意调查机制,这表明中央的决策与基层的愿望高度契合。“组织考察从单向、体制内到多向、体制外的转变,抹去了考察工作的神秘色彩,打破干部工作的封闭性,这肯定是一大进步。”袁功民说。

“民意”边界逐渐清晰

“在干部考察中,民意怎样被发现和表达,这是一个崭新的话题。中央在四级党委换届中,强调倾听来自民众的声音,表明民心、民意、民愿在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奇说。

在四川绵阳的换届考核中,在民意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注重扩大群众参与范围,在市级机关和9个区市县组织804人对被考核对象进行了民意调查,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党代表、非中共党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他群众代表分别占半数以上,进一步拓宽了“民”的范围。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四川、江西等试点地方都按照中组部要求,将民意调查的范围限定在“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过,也有部分地方突破这个范围的。如扬州市邗江区对乡镇班子的民意调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向村民代表调查,二是向企业发放问卷,三是镇村干部调查。南京市六合区在对11名区委领导人选的考察中,共组成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部分村和社区党组织负责人组成的390名调查对象,以无记名的方式现场填写并收回书面调查问卷。

“确切地说,目前的民意调查是‘官意’+‘民意’”,江苏省委党校教授王世谊对记者说,因为拟选拔干部上下左右的人是当然的调查对象,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干部。另外,无论是党代表还是人大代表,领导干部也占了一定的比例;严格意义上的“民意”,就是指来自普通群众的意见。不过,这样的对象设计是积极稳妥的,因为只有相对知情的人才能表达真实的意见。

“即便把调查的范围界定为‘两代表一委员’范围内,也是一大突破。”王世谊说,民意调查让组织干部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开放民主的体系内,用人上的组织意愿与群众意愿、干部意愿相互补充、相互完善,扩大了干部工作的公信度。

“民意”分量凸显

民意的收集、整理、运用,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干部使用中的民意调查,最令外界关注的是调查结果的运用。

“民意调查肯定不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其结果都要运用到考察中去,有加分的可能,也有减分的可能,但必须是综合运用,不会是决定性因素。”南京市委组织部长王奇肯定地说,从实际情况看,民意调查的结果与民主测评的结果基本上一致,但这并不是说民意调查没有必要搞,相反民意调查可以起到补充、印证的作用,特别在扩大群众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上有创造性的价值。

目前,在干部升迁去留中,民意的分量正迅速上升。江苏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袁功民介绍,扬州市邗江区有个副镇长在组织考察时,得分一般,但民意调查结果他却是名列前茅。组织部门后来综合多方意见,把这个干部提拔到另外一个乡镇当了镇长。

王奇说,中央制定这套考察办法,目的是要把群众信得过、工作有实绩、政治较成熟、作风很清廉的干部选出来、用上去。在这样一个“民意调查加民主测评再加上多轮推荐”的选人机制下,议论纷纷、“病态百出”的干部肯定出不来。

学会直面“民意”

长期以来,干部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不统一,这与以往干部考核的工作方式有直接关系。现在,群众在干部的升迁去留上有了说话的机会,有了监督的权利,这对基层干部形成强大的压力:必须学会尊重群众的意愿,在其任期内多为群众办实事。

“过去,工作作风、工作成效往往由组织部的考察干部在小范围了解后几句话一带而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深有体会地说,“而现在强调倾听群众代表的意见,这个变化对干部的震动很大,每个经历者都会在心里盘算一下,自己有没有在群众中说过什么过头的话,有没有做过以权压人的霸道事,有没有搞形式主义等等。如果没有民意调查这个制度,干部们恐怕就没有必要想这么多了。”

“民主、公开、公正、公平,是组织工作的重要原则,但必须有序推进,民意调查进入干部考察程序是一个新事物,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不过,方向是明确的,就是给群众更大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王奇说。(半月谈记者杨三军周伟王阿敏周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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