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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规范拉票,净化选举  

2010-04-30 14:09:58|  分类: 个人--生活记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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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拉票,即证明有选票

  谈到我国村委会选举,很多人会觉得问题重重:无序的拉票行为,让人瞠目结舌的贿选,选举争议引发的暴力,频繁地见诸报端。村委会选举的这种乱象,让人生出一些失望,甚至有人断言,中国村民素质不行,搞不了选举。其实,我们远不必这么悲观。从1987年《村委会组织法》试行,到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经修订后正式施行,再到如今,村民选举已经走过二十多个年头,其间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在制度和规范层面,也有不小的进步。

  尤其是,我们要明了,村民选举可以说是我国目前最民主、最彻底的政治选举。《村委会组织法》第14条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这一关于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和差额选举的规定,使得村委会选举中的拉票竞选行为、海选模式成为可能。尽管目前由于规制不力,特定拉票行为正当与否,算不算贿选,尚不清晰,惩治贿选的力度也有待加强,但是,诚如张朋园先生所说:“贿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有贿选即证明有选票”(《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村民选举中有拉票行为,也即证明村民有选票,村民手中的选票是有用的。目前,自发的竞选宣传,候选人积极走访村民,分发印有当选承诺的名片,这些拉票行为已经成为村民选举中的寻常现象,村民的参选热情也因此被调动起来,村民们在一定范围内,体验到了当家作主人的感觉。

  二、拉票规制不力,问题重重

  我国《村委会组织法》中的差额选举原则要求有拉票与竞选行为,诚如吴家麟先生所说:没有竞选的差额,不是真正的差额选举。然而,由于在法律层面,拉票和竞选规范很不完备,贿选滋生,选举争议难断,再加上指导部门的工作不力,容易引发选举暴力事件。去年发生在辽宁的选举灭门案,就是如此。辽宁省北镇市赵营子村农民李东辉虽当选村委会主任,却因曾送两瓶酒和一个菠萝被举报“贿选”,始终无法任职。一怒之下他将举报人一家5口全部杀害,制造了辽西地区近十年来最恶性的血案。今年1月15日,凶犯李东辉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据《瞭望》周刊深入报道,凶犯李东辉称“这是一起政治案件”:

  “当时选举都是按正常程序走的,乡里也来了人,全体村民都看着,竞争也比较激烈。最终我以高票当选,乡长当场宣布的。我回家等着乡里找,但始终没信儿。后来才知道叶春祥一直在告我,说我贿选,送了他两瓶酒和一个菠萝。我根本没贿选,那也不应该算贿选,就是亲戚之间的正常走动。”

  “长时间不让我上任,我就找到市里、乡里,村民们也主动替我找。乡党委一位主要领导对我说,可以发扬民主,也可以扼杀民主。啥叫可以发扬民主,还可以扼杀民主?后来我才明白,就是不用你,选上也没用。乡党委的这位主要领导还说,你自己摆平举报的事,摆平了你就干,摆不平就别干。”

  “后来,我多次找到叶春祥,就差点给他跪下了。我说姐夫咱都是一个姥的,我哪儿做错了?叶春祥始终没有答应放弃举报。其实他是被人利用了,原来村委会的一伙人不希望我上,就鼓动他挑头告我。”

  “一年多来,我越想越憋气。我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凭啥把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权利给剥夺了?发扬民主,扼杀民主。我杀人是因为这句话太不负责了。我就是多整死几个,就是要让叶春祥付出代价。这么做,我认为在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荣誉,我只能用这个方法捍卫尊严和荣誉。”

  从凶犯李东辉的解释中,可以看到,拉票缺乏规范,有关贿选的争议不能有效得到解决,是辽宁选举血案的重要原因。贿选是一种不正当、不合法的拉票行为,贿选的认定标准不明确,贿选的认定程序,有关贿选的争议解决机制不完善,贿选缺乏有力的规制,都是拉票竞选行为规制不力的表现。

  近年来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有弥漫之势。例如,曾有媒体报道:北京通州永乐店镇熬硝营村村民白金福透露,在2007年夏天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作为候选人的他曾花费150余万元贿选,但最终落败。他的竞选对手——新当选的村主任杜友俊也花费巨资购买选票。(2007年11月26日《京华时报》)就在同年,另有报道说,在浙江省义乌市大塘下股份经济合作社换届选举中,竞选者背着装满现金的包去“买选票”,一张选票要上千元。竞选双方拉票通宵达旦,选举现场一度吵成一团,不得不重选,最终,涉嫌贿选者当选。(2007年11月1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我国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只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破坏选举罪”,仅适用于破坏各级人大代表选举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的行为,并不适用于村民选举中向村民收买选票的贿选行为,没有刑罚上的威慑和惩治,贿选之风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

  贿选是民主选举的毒瘤。村民选举为金钱所腐蚀,村官为有钱人所把持,有能力的人,有威望的人,村民信得过的人,反倒选不上,这样的选举是不干净的,这样的选举结果是不公正的。而且,由于其他民主机制的不完善,通过贿选当选的村官,往往要通过滥用权力,收回贿选支出的成本,损害村民的利益。

  三、中办发〔2009〕20号文件的出台,意义重大

  村民选举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通过村民自己选出来村民委员会来实现村民自治,曾被寄予民主训练的厚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推动者彭真说过:“群众在一个村范围里面涉及到公共事业、公益事业这个问题,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完全交给群众自己去办,怎么提出问题,怎么讨论问题,怎么用民主的程序来决定问题,完全交给群众自己去办,这样群众自己就一步一步地学会了民主,养成民主意识、民主习惯,掌握民主的操作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看村委会是个最大的民主训练班。老百姓现在如果通过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地体现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白益华:《彭真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制定》,载《百年潮》2006年第1期)

  然而,村民选举中的拉票行为失范,贿选盛行,暴力滋生的问题,不仅有损选举有序公正,危害农村社会稳定,而且已经影响到人们对于村民自治与民主选举的信心,同时也成为部分保守人士反对进一步推动民主改革的借口。因此,规范拉票行为,净化村民选举,细化选举规程,已经刻不容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09〕20号)。这是我国推行村民自治以来第二份全面规范村委会选举工作的中央文件。第一份文件是2002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02〕14号)。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件强调从选举的各个环节出发,保障村民的推选权、选举权、提名权、投票权和罢免权:

  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要特别注意做好以下关键环节的工作:一是要做到由村民会议或各村民小组民主推选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保证村民的推选权。二是要做好选民登记工作,不能错登、重登、漏登,保证村民的选举权。三是要做到由村民直接提名确定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不能用组织提名代替村民提名,保证村民的直接提名权。四是要做好选举日的投票工作,保证村民的投票权。五是要完善罢免程序,保证村民的罢免权。

  与14号文件相比,20号文件更具针对性。20号文件在开篇处指出:“有的地方村民委员会选举竞争行为不规范、贿选现象严重,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有的地方没有严格执行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影响了村民的参与热情;有的地方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这便是其所要解决的问题。规范拉票与竞选行为,惩治贿选,保证村民选举的有序公正,是其重点。

  20号文件首次给出了贿选的定义:“在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过程中,候选人及其亲友直接或指使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收买本村选民、选举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候选人,影响或左右选民意愿的,都是贿选。”这一界定仍是原则性的,什么样的拉票行为,属于这里所说的“收买”,什么样的情形,可算作“影响或左右”了选民的意志,仍然有待具体化。正如2005年民政部下发的《关于做好2005年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所说,仍“要认真研究和区分一般人情往来、候选人捐助公益事业以及承诺经济担保等法律未明确禁止的行为,与直接买卖选票行为的不同。”按照20号文件的规定:“各地要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贿选的界限,加强监督,加大查处力度。”也就是说,贿选的具体界定,先交由地方来规范,根据各地的风俗和习惯,在当地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具体化。

  20号文件加强了对贿选等违法选举行为的打击力度,其规定:“对参与或指使他人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违法手段参选的,一经发现即取消其参选资格,已经当选的,其当选无效;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伪造选举文件、篡改选举结果或者以威胁、贿赂、欺骗等手段,妨害村民依法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农村党员干部,要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农村党员和国家公务员有参与或者怂恿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违法违纪行为的,要分别给予党纪或者政纪处分。”

  20号文件中“依法规范村民委员会选举程序”的部分,分别对村民选举委员会的产生程序、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候选人的竞争行为、以及村民的投票行为,做了细化规定。这对于选举的有序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就“规范投票行为”,文件规定:

  全面设立秘密划票处,普遍实行秘密写票制度,保障村民在无干扰的情况下自主表达选举意愿。严格规范委托投票,限定选民接受委托投票的人次,禁止投票现场临时委托。严格控制流动票箱的使用,确有必要使用流动票箱的,其对象和人数应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并张榜公布。切实维护选举大会的现场秩序,禁止任何人实施向选民展示钱物等扰乱选举现场秩序、影响选民投票意向的行为。投票结束后,应当公开唱票、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

  保证秘密投票,让村民自主表达意愿,无疑是治理贿选的重要手段。现实中的贿选,很多是在秘密投票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滋生的。卢梭曾言:“当人民腐化而可以进行贿选的时候,那就适宜于采用秘密的投票方法了,为的是可以用不信任来制止贿选者。”(《社会契约论》)就秘密投票之于制止贿选的意义而言,卢梭的话是非常正确的。

  就“规范候选人的竞争行为”(实际上就是拉票与竞选行为,为避免“竞选”的敏感性,文件在措辞上做了一定的技术处理),文件规定:

  村民选举委员会应积极主动、客观公正地向村民介绍正式候选人的情况。有条件的地方,提倡组织候选人同村民见面,介绍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禁止候选人或候选人指使的人私下拉票。要加强对候选人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的审核把关工作,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不得有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的内容,不得有侵犯其他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不得有对竞争对手进行人身攻击的内容。要引导候选人着力围绕发展经济、完善管理、改进服务提出方案和措施,防止出现为当选进行个人捐助村内公益事业财物比拼加码的现象。对候选人承诺捐助村集体的资金或物资,不应由候选人在选举前或选举后私自决定分配方案,而应交由依法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组织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讨论决定。

  其中值得肯定的是,将实践中候选人介绍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的竞选形式,在中央的规范性文件上予以承认,并强调其限度:“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不得有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的内容,不得有侵犯其他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不得有对竞争对手进行人身攻击的内容。”此外,文件规范候选人承诺捐助村内公益事业的拉票行为,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和及时的,尽管,其规定是否合理,尚有商榷余地。其实,这仍然是上面所提的贿选的具体界定问题,贿选与正当拉票的界分问题。

  四、承诺捐助村集体的拉票行为,算不算贿选?

  今年年初,媒体上出现过一条惊人新闻:发放1332万“人头钱”,陕西“天价村官”存身贿选冰火间。当事人为王文选,乡镇企业家、劳模,创办多家实体,在当地家喻户晓。去年年底被选为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龙门村的村委会主任,因给村民发放1332万元“人头钱”而被称为“天价村官”。他在竞选村委会主任时承诺:在上任前两年每年为每位村民分5000元,第三年10000元,“5年后的龙门新村将户户住单元房,家家有小汽车,人均收入2万元”。“为了让村民更快致富,如果我当选,垫资分配三年的两万元,让大家拿钱挣钱”。当选次日,2008年12月16日,王文选提前兑现竞选承诺,村民按人头领到了存单。对于王文选的竞选承诺,究竟算不算贿选,舆论不一,当事人因此存身于冰火之间。(《法制日报》2009年1月6日)

  倘若王文选管理不善,兑现不了当初如此具体的承诺,其垫付分配的钱,是不能再要求村民返还了。这就有点类似于“如果大家选我,我就捐给村集体1332万元,每人发两万元”的竞选承诺。这样一种承诺捐助村内公益事业的拉票行为或竞选方式,究竟算不算贿选?按照文件对贿选的界定,从事实出发,应该算贿选,因为符合用“利益收买”村民以及“影响或左右选民意愿”的构成条件,尽管收买的对象是全村村民。不过,文件接着规定:“防止出现为当选进行个人捐助村内公益事业财物比拼加码的现象。对候选人承诺捐助村集体的资金或物资,不应由候选人在选举前或选举后私自决定分配方案,而应交由依法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组织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讨论决定。”这事实上认可了“承诺捐助村集体”的竞选方式,虽然对此竞选方式,有所规制。这一规定的出发点,或许在于肯定“慈善行为”,鼓励有钱人为村集体的公益事业做出贡献,或者鼓励先富起来的村民带领其他村民一起致富。

  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司长詹成付,对2005年民政部《关于做好2005年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中“要认真研究和区分一般人情往来、候选人捐助公益事业以及承诺经济担保等法律未明确禁止的行为,与直接买卖选票行为的不同”的规定,曾解释说:“选举人公布执政方案时,一些并不针对个人的承诺,如承诺实施自来水工程、翻修学校等,不属于贿选;候选人选举前已做或选举中承诺当选后要做慈善事业、公共事业,不属于贿选;候选人以自己的私产作为抵押,以表示施政决心,也不属于贿选。另外农村红白喜事,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也应该区别对待。”他还指出:“有的还主动参与慈善事业,捐助困难群众,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这些,都未被法律禁止,也未与民主和公平相悖。”法制社会的一个重要理念是“法无禁止即自由”。“村民委员会的竞选行为,未经法律禁止,皆为自由”。(参见刘维涛:《法律未明确禁止的行为不属贿选》,载《人民日报》2005年01月27日)

  对于“承诺捐助村集体”的竞选方式算不算贿选的问题,在这里不应诉诸“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因为现在探讨的是:如何规制拉票与竞选行为,“承诺捐助村集体”这一竞选方式,是不是正当的,在法律空白的情况下,中央文件如此规定是不是合理的,法律应该如何规定。在笔者看来,有钱人主动参与慈善事业,从事村内公益事业,捐助村集体资金与财物,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固然是好事情,但问题在于,这种慈善行为是在竞选时作出的,是以当选为条件的。这种慈善行为,显然不正当地影响到选民的投票意愿,应该算作贿选,因为里面蕴含着金钱与权力之间的交易,尽管这种交易与传统的贿选,即候选人在私下与个别村民之间的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票的交易,有所不同,它是候选人公开地与所有村民或村民集体之间的交易,并且交易过程并不是当下就完成的

  对此,或许有人会说,只要秘密投票得到保证,即使有候选人给出这样的承诺,村民们只要愿意,可以不选他,让他落空,从而不存在贿选,如果信得过他,也可以选他,这也是村民们自己的选择,法律不应干涉。然而,倘若承认此种竞选承诺的正当性,那便是承认权钱交易的正当性,否定政治权利的平等性,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权力为金钱所腐化,为金钱所把持,民主为金钱所扭曲。有钱人要从事慈善事业,捐助村集体,树立良好形象,完全可以在平时(即非竞选期间)这么做,尤其不应以当选为条件。对村民自治与村民选举有过专门研究的王禹先生,几年前就曾讨论过此一问题:

  在村民选举的竞争中,候选人有时会提出说,如果大家选我,我出多少金钱,为村里修一条马路,或修一条桥。……这是一种不正当的竞选行为,应当为法律所禁止。无偿出自修路修桥,是一种道德上的慈善行为,而道德上的慈善行为不应该抱有功利目的,是不应该图有回报的;因此,以无偿出资来换取村里职务,实质是一种买官的行为……差额和竞选原则的运作,其功能在于选出最具有统治经验和管理才能的候选人上台,但现在这种竞选行为却要选出最有钱的村民,竞选本来是以才能和威信为基础,但现在变成以金钱为基础,所以,这种竞选行为违反了村民组织法中村民不分财产状况均平等享有被选举权的法律精神,这最终会导致一些平民百姓被夺去被选举权,而使整个村民选举为村里富裕者所垄断。(参见王禹:《村民选举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乡镇论坛》杂志的主编徐付群,也对20号文件认可“承诺捐助村集体”的竞选方式的规定,表示了质疑:

  很显然,这一表述是针对现实中真实发生的案例的。如山西某村,候选人在竞选会场拿出200万巨额现金,承诺若当选就捐献给全体村民,并声称这是把村集体经营的收入预先分配给村民。类似的案例在河北等地也有发生,经媒体报道,引起政府和民间的强烈反响。笔者认为,对于类似现象确实需要加以规范,但《通知》针对此类现象做出的如此规范,却是欠考虑的。从这段文字看来,显而易见,《通知》的制定者认定,“候选人承诺捐助村集体的资金或物资”不属于贿选性质,不应该受到限制,需要规范的是捐助款物的分配方案的产生方式。但是,候选人在选举之前或选举期间的这种承诺捐助行为,真的不是贿选性质吗?候选人的承诺捐助行为难道不是为了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从而获得选民手中的选票吗?这种行为难道不会影响到村民的投票意向和最终的投票结果吗?如果用钱物交换一部分选民选票的行为属于贿选,那么用钱物交换全体村民的选票行为就不属于贿选吗?可以预见,随着此“规范”的发布,类似的选举捐助行为将得到鼓励,这也意味着贿选、非贿选的界限将更加难以划分,未来村委会选举的竞争将继续充斥着以比拼财富为主要方式的不正常现象。(徐付群:《捍卫村民自治声誉的荣誉之战——学习中办发〔2009〕20号文件的体会》,《乡镇论坛》博客)

  徐付群先生还提出,在选举期间若要捐赠,应履行公证手续,且保持秘密状态,此一建议值得重视。目前,《村委会组织法》的修订工作,已经提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事日程。对于20号文件中的一些规定,作深入探讨,甚至提出质疑,都是有利于《村委会组织法》的修订工作的。而且,应该认识到,20号文件的规范效力毕竟有限,其与上位法是否一致,有较大的探讨空间,对于收买选票的行为施加刑事制裁,将选举争议纳入司法程序,等等,也尚待修法。

  五、私下拉票,不能一禁了之

  最后,20号文件全然禁止私下拉票,合理与否,也是值得讨论的。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在村委会选举中,不能将拉票与贿选等同起来,将拉票与竞选等同起来,则是可以的。当然,拉票与竞选需要规制,但不能一禁了之。这里还要强调,在现行体制下,我们不能将村委会选举与党政领导选举(选拔),等而视之。目前,在党政领导选举中,中央是禁止拉票行为的,拉票与贿选被等而视之。詹成付司长几年前曾详细解释了其中的缘由:

  在党政领导干部选举中,是不允许拉票的。党政主要领导职务候选人一般不差额,只有副职才有差额,而且幅度很小。某人要不要作候选人、当选什么职务、能否当选、副职中要把谁差掉、能否差掉,不是简单地取决于选举人的想法和判断,更不是取决于候选人的主观努力和愿望,而是取决于党组织的愿望。一般来说,在选举程序启动之前,党组织已经根据干部管理制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事先安排,选举只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已。这一带计划色彩的制度设计,必然要求禁止拉票行为。因为,一旦允许或容忍拉票,就会乱了规矩,使事先的计划或多或少落空,给党组织的工作造成被动。所以,在党政领导干部选举中,不是候选人的,不宜张罗着硬要成为候选人;已经是候选人的也不宜积极主张自己的愿望。候选人只有表现得“无为”些,“悉听安排”些,才符合要求。假如有人执意问鼎,并号召代表投他(她)一票,那肯定不会受欢迎,轻则被怀疑为动机不纯,重则还会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詹成付:《正确看待村委会选举中的“拉票”现象》,载《乡镇论坛》2002年第7期)

  近年来,随着党内民主的发展,詹成付司长所说的“无为”与被动,或许有些许改观,不是候选人的,有机会通过毛遂自荐成为候选人,候选人也有机会向群众表达自己的意愿。不过,应该承认,上面描述的情形,总体上并没有改变。2007年,媒体广泛报道:陕西省副省长李堂堂因指使、纵容他人为自己进省委常委班子拉推选票一事被中共中央纪委、组织部通报。接着,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在地方党委换届工作中进一步严明组织人事工作纪律的通知》,该通知指出:“拉票贿选等行为,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规则的破坏,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广大干部很有意见,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如不严加整肃,必将影响选人用人的公信度,阻碍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会同纪检机关采取强有力措施,坚决刹住在领导班子换届中拉帮结伙、串联拉票、贿赂选举等歪风,树立清风,弘扬正气。”(来源:新华网)

  今年三月份中组部下发的《关于在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集中调整中加强监督认真治理拉票行为的通知》(组通字〔2009〕23号)又指出:“各种形式的拉票行为破坏民主规则,造成民意失真,损害党的形象,干扰后备干部集中调整工作健康顺利进行。……在后备干部集中调整中,凡通过宴请、送礼、安排消费活动、打电话、发短信、当面拜访等形式,请求他人在推荐过程中给予自己关照;委托、授意中间人出面说情,请求他人在推荐过程中给予自己关照;通过举办同学、同乡、同事、战友等联谊活动,请求他人在推荐过程中给予自己关照等行为,均属拉票行为,必须坚决禁止。”

  中央三令五申强调禁止拉票,是与党政领导选举的民主发展相伴而来的。在党政领导选举中,扩大民主推荐,扩大民主基础,避免用人权力过于集中,是发展趋势,不过,这会滋生拉票的需求,促使拉票现象产生,从而与党管干部原则,有着潜在冲突,从深层次上说,是多数决民主理论与党的领导、党作为先锋队组织等理论的冲突。目前,党政领导选举是一种精英民主,与中国的民本主义及儒家士人精英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能否走出自己的民主道路,既尊重民意,又不简单以票取人,既避免用人权过于集中,又防止多数决民主的弊端,协调好党管干部原则与民主选举原则,寻求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最佳结合,这是一个难题,仍待探索。但是,在村委会选举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村委会选举完全可以采取大众民主的模式,现行法律也为这样的民主实践,提供了制度空间。笔者完全认同詹付成司长的下述观点:

  与党政干部选举强调计划性、强调候选人的“无为”有所不同,村委会选举突出竞争性,突出候选人和村民的双向互动。拉票需求及其行为,本是这种“竞争式”选举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套用党政干部选举的规则,来剪裁村委会选举,对村委会选举中的拉票现象看不惯;也不能用村委会选举的规则,去衡量党政干部的选举,把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选举混淆起来。(《正确看待村委会选举中的“拉票”现象》)

  诚然,需要进一步规范拉票行为,以保证村民选举的有序公正,但是,一概禁止私下拉票,就有点因噎废食了。除了村民选举委员会组织的拉票活动外,自发的竞选宣传、私下走访村民,分发宣传单,等等,也是有益的拉票行为,如果借此规定,把这些拉票方式打入冷宫,将大幅度压缩村民选举的自由空间。而且,这一禁止性规定,在执行上,也有很大难度。

  詹付成司长曾言:为保证拉票的有序性,“候选人的拉票活动必须在村民选举委员会的统一组织下公开、公平地进行。不提倡候选人个人走家串户,私下拉票,更不允许候选人自己组织竞选班子或利用家族、宗族、帮派势力组织选举,拉拢选票。”(《正确看待村委会选举中的“拉票”现象》)对照现在的20号文件,“不提倡”成了“禁止”。詹司长还曾提出:

  “要做到拉票的有序性,村民选举委员会就必须积极作为,为候选人和村民的双向互动,为候选人合理的拉票行为,提供规范的服务。……如同要想堵小道就必须开大道一样,要想遏止制度外的、不规范的拉票行为,就必须开通制度内的渠道。如果一味地指责候选人私下乱拉票,而村民选举委员会却又不提供规范的程序,组织规范的竞选,那么,这样的指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确看待村委会选举中的“拉票”现象》)

  而如今,20号文件只规定:“村民选举委员会应积极主动、客观公正地向村民介绍正式候选人的情况。”而且,按照文件规定,村民选举委员会组织拉票活动,不是必须的,而是“有条件的地方,提倡”,这样一来,就给选举工作机构有了很大的灵活性,不难想像,这一规定有可能成为选举工作机构不组织拉票活动的借口。没有组织上的拉票活动,又禁止私下的拉票活动,而仅规定“向村民介绍正式候选人的情况”,这固然能消除村民选举中的“乱象”,促成某种“有序”,但不利于调动村民的参选积极性,难以让村民有效地了解候选人,让村民在知底知悉的情形下,行使自己的投票权,从根本上说,会影响选举的公正性。

  此外,制度化的拉票活动,不一定非得是村民选举委员会组织的拉票活动。私下的拉票活动,也可以规范化和制度化,从而做到有序性。就眼前而言,我们可以对20号文件的规定作扩大解释,即将村民选举委员会监督之下的,或所认可的(默许的)私下拉票活动,都认定为是村民选举委员会组织的或授意的拉票活动。




引文来源  规范拉票行为,净化村民选举-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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